斯皮尔伯格:《慕尼黑》的迷雾与现实

作为好莱坞最著名的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作品在世界影坛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2005年斯皮尔伯格电影《慕尼黑》,为我们讲述了事件背后的故事。——编者注

慕尼黑事件的策划者阿布·达乌德对当年的行动一点也不后悔,他坚持:“他们中的一些人(遇害的以色列运动员)参加过战争,杀害了许多巴勒斯坦人。无论是钢琴家还是运动员,任何以色列人都是士兵。”以色列和美国的一些舆论则批评斯皮尔伯格在道德上将摩萨德特工与巴勒斯坦相提并论的骑墙立场。《》称:似乎现实中就没有恶人,“首先连邪恶也没有”。美国《评论》月刊说他“急于避免对凶手表现出偏见和狭隘”。本片编剧托尼·库什纳的左翼观点也引起抨击,他认为:慕尼黑事件是个可怕的事情,但“一个问题是它为什么会发生?是什么样的恐怖产生了这个恐怖?”

正因为这个政治雷场涉及太多的判断,恐怖活动与反恐、巴勒斯坦和犹太人,以至于联想到世界与美国,斯皮尔伯格1998年初次接触这个题材时回避了。多年酝酿后,他才开始尝试“讲述一个源自线个月的拍摄和随后的推广都极为低调。

斯皮尔伯格最自豪的一点是:“我们在影片中没有妖魔化任何人,包括被暗杀的目标。”2006年1月底,他对《明镜》周刊说:“罪不可恕,但了解一个杀人者的背景,探求他们的动机,揭示他们也是有家庭有故事的人,并不是为他们开脱,不表明你接受和原谅他,更不是软弱。我并不是用电影为中东提供和平计划,但这就是把它留给那些简单化的人的理由吗?我希望用电影强大的媒介力量来积极地挑战观众。”

目前,斯皮尔伯格有一个计划——给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儿童各125台摄像机,让他们拍摄自己的真实生活:他们是谁,信仰什么,父母是谁,在哪儿上学,平时吃什么,看什么电影,听什么CD……然后交换录像带。

《慕尼黑》一片的核心主题在于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决定采取报复行动时说的一句话:“人们说我们当不起文明人,我总是反对这些人。现在我有了新的感受。每个文明都有必要与自己的价值观谈判,做出妥协。”的确,以色列所做的甚至超出了传统的犹太价值观,困难在于:在与不道德斗争时应该保持一些基本的道德。

事实证明这种尺度的把握实在太难。首先是双方长期敌对的复杂心态。影片中暗杀小组组长阿夫纳的母亲说过:“我们在地球上有一个地方了,终于。”而巴勒斯坦人说:“24年了,我们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群体,家园被夺走,没有未来,没有食物,没有任何像样的东西给孩子。”“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乔治·哈巴什曾经声称:“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的愤怒和损失,使他们有权摧毁所有的道德界限。”但对运动员的杀戮深深刺激了有过受难史的以色列,片中梅厄夫人自问:“这些巴勒斯坦人是什么人?”又自答:“同埃希曼(注:纳粹战犯)一样。”于是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暴力无畏而残忍,但潜藏着势不如人的绝望,以色列的同样无情,但并非个人冲动,而是情报机关系统的行动。

其次,慕尼黑及以色列的报复都并非孤立事件。1970年2月巴解组织一个分支在一架瑞士航空公司飞往特拉维夫的班机上安装了炸弹,炸死47人。1972年5月,4名“黑九月”成员将一架比利时班机劫持到特拉维夫,要求交换以色列狱中317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被以军特种部队挫败,但同月以色列卢德机场遭袭,27人身亡。慕尼黑事件后10天内,巴勒斯坦人就发出了51封炸弹信件,炸死了以色列驻伦敦使馆农业参赞沙苏里。10月29日,两名“黑九月”分子又劫持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班机,用13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将慕尼黑事件中被俘的3名同伙从西德监狱中交换出来。据说双方还有以后不再劫持德国飞机的私下交易。

无疑,斯皮尔伯格高超的叙事也解不开这些事件的纠结,他擅长的还是人性的解读,他认为:“原则上以色列总理是对的……但复仇也会有想不到的后果,可以改变人,变成人的负担,使人残酷,伦理下降。”即使必要的正当暴力,也会同时侵蚀复仇者和作恶者。斯皮尔伯格说:“也许(你的牺牲者)过着双重生活,但他们很多人是理性而文明的。这注定要拷问一个人的灵魂。”在影片中,斯皮尔伯格多次用牛奶、阿夫纳怀孕的妻子和她的孩子来表现创造与夺走生命之间的不断冲突,更不乏人性场景:受害者和的照片交替出现,被不同的人轻声念着;小女孩去接已经装好炸弹,将把她父亲炸得身首异处的电话。

更加激烈的冲突在阿夫纳的内心:“每个被杀的人都被更坏的人代替。我们杀人只是为了替换的领导人,或者巴勒斯坦人的领导人吗?”他上司的回答是:“这是你父亲和母亲生长的国家,是你出生的国家,你杀他们是为了慕尼黑,为了未来,为了和平。”阿夫纳仍然疑惑:“不管你相不相信,到最终没有和平。你知道这是真的。”

影片最后的场景是纽约,天际线上出现了世贸中心的轮廓。《时代》周刊评论说:双塔是我们新的无尽的高度焦虑时代的象征。不管什么渠道,像阿夫纳那样的人仍将被派出去回击,并与挥之不去的后果相伴终生。如果一部电影微妙而有力地揭示了当今世界这一现实,还是值得一看,值得思索的。

《慕尼黑》改编自加拿大作家乔治·乔纳斯的《复仇》,虽然此书1984年在英国一出版,就奇怪地同时登上小说类和非小说类两个畅销书排行榜,但其来源毕竟是暗杀小组组长阿夫纳。完成任务并与摩萨德产生纠葛后,阿夫纳与一家英国出版公司联系,这家公司推荐了以司法题材研究性报道闻名的乔纳斯。在6个月的接触中,阿夫纳提供了愿意并被允许披露的所有细节,包括培养情报来源的过程,车辆、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类型,还有现场的描述,加上自己对现场的重访,乔纳斯相信阿夫纳是可信的。斯皮尔伯格和库什纳也不止一次见过阿夫纳。

慕尼黑事件的其他当事人近年也打破了沉默。首先是当年逃脱的三名在法国和德国接受了采访,然后“黑九月”领导人阿布·伊亚德出版了回忆录,介绍了如何精心挑选两名首要分子——首席谈判者伊萨和矮小暴躁、负责行动的托尼。1992年,一份长期被禁的巴伐利亚州检察官办公室报告浮出水面,这是一位匿名者了解到德国政府一直阻碍以色列受害者家属了解线年,逃脱的之一亚马尔·加谢向《九月的一天》的制片人开了口,由阿瑟·科恩和凯文·麦克唐纳拍摄的这部纪录片2000年获得奥斯卡奖。也许是受1993年巴以奥斯陆协议带来的暂时和平感染,阿布·达乌德也出版了回忆录,描述了他和伊亚德如何策划这起行动。

2005年12月20日,《时代》周刊驻耶路撒冷记者亚伦·克莱因出版了《反击: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屠杀与以色列的致命反应》一书。据称,克莱因接触到50多位当事人,揭开了复仇背后的神话。由于情报的局限和难以在阿拉伯或东欧国家活动,摩萨德暗杀的往往是与慕尼黑事件联系有限的小目标。但以色列的反应并不限于复仇,而是形成了系统的反恐战役,目的是预防和威慑。现在,摩萨德承认:暗杀名单上的目标并不都直接参与了慕尼黑事件,原副局长基姆奇说:任务不只是复仇,而是使感到害怕。“我们尽量不在街上打死一个人,这很容易。在他的电话里装炸弹,传递了一个信息,他可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被杀死,这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但对暗杀的效率和威慑的真正效果,克莱因持怀疑态度,他引用一位情报官员的话说:“我们热血沸腾,当又有一个人的消息时,我们并不会用放大镜去检查一番。”

第一个被暗杀的瓦埃勒·兹怀伊特据说是“黑九月”在罗马的领导人,支持了慕尼黑事件,但克莱因认为关于此人的情报“未经证实,并被错误参照,现在看来,他的暗杀是个错误”。克莱因相信摩萨德只抓到一个与慕尼黑直接有关的人——1992年才在巴黎的阿提夫·贝赛索,他是伊亚德的心腹。伊亚德1991年被自己的一名保镖打死,而慕尼黑事件中3名幸存的中,一名70年代死于心脏病,加谢仍在非洲某地活着,摩萨德从未找到他。2004年夏,一名巴解资深人士告诉克莱因,第三位、他的朋友·萨法蒂“像你一样活得好好的”。

2006年1月24和26日,英国BBC2和四频道分别播出了电视纪录片《刺刀行动》和《慕尼黑:摩萨德的复仇》。后一个节目采访了原摩萨德副局长大卫·基姆奇、原摩萨德局长埃弗拉姆·哈勒维、以色列前总理和“少年之春”行动参加者埃胡德·巴拉克,以及两位据说参与过暗杀的匿名特工——军官K和G。制作方大西洋制片公司称:这是真正参加行动的特工首次愿意在镜头前说话。这些特工认为:电影《慕尼黑》的人物是虚构的,有一位特工甚至曾奉命核实阿夫纳的身份,“发现他与这个秘密机构最贴近的工作是特拉维夫机场的行李员”。

与电影不同,在《复仇》一书中阿夫纳就对任务没有任何动摇和怀疑,在2005年再版前言中他又明确表示了对任务的坚定和自豪。但如果连阿夫纳的真实性都可能被推翻,《慕尼黑》一片中诸如摩萨德派特工出去还要花钱的发票,爆炸装置性能不稳等不真实之处就实在不算什么了。

其实,斯皮尔伯格已经为以色列保全了面子,有意忽略了摩萨德1973年在挪威利勒哈默尔误杀一位摩洛哥侍者的败绩。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官方网站提供的链接中,竟有一篇专业文章《反:以色列对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屠杀的反应及独立秘密行动小组的发展》,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参谋学院学员亚历山大·卡拉汉1995年4月的军事学硕士论文。

卡拉汉提出:通过公开渠道研究情报活动总是有疑点的,有些事永远也得不到证实。他发现:摩萨德同时组建了多个暗杀小组,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入手,形成交叉的信息网。这些小组相互不认识,阿夫纳小组也是1973年底获悉利勒哈默尔事件后才首次知道还有其他小组在对付同样的目标。至于摩萨德行动部门Metsada中专门负责绑架和暗杀的3个“刺刀”(Kidon)小组,以及以色列特种部队是否参加,都无从猜测。卡拉汉只了解到:摩萨德总部组建的小组通过常规程序指挥,由地区情报站招募人员支援,结果毫无建树,反而在利勒哈默尔惨败。而阿夫纳小组在慕尼黑事件后6周就首战告捷,12个月内得手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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